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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撸猫的夏衍
夏衍同志是我国卓越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者、文化战线领导人。他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知识广博、很有修养的文化人，也是一位原则性强、坚持真理的领导者。他性情随和，平易近人，不摆架子，言谈风趣，关心他人。他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奋战了七十个春秋，以英勇善战的独特品格，创建了辉煌业绩，受到了人们的敬爱。
年5月他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，直到年调离上海，就任文化部副部长，在上海的5年，他担任过上海市军管会文管会副主任兼文艺处长，后来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、市文化局长、华东军政委员会常委等职，并兼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。这是他任务最重工作最忙的时期。每天从清晨忙到深夜，大会小会，会见文艺界人士，为新接管的文化单位安排工作，还要到区委和群众团体作时事报告，但他精力充沛，每天只睡四五个钟头也不感到疲累。
上海夏衍故居——乌鲁木齐南路号花园住宅2号楼
上海没禁演一出戏
年9月3日，陈毅同志在“逸园”（后改建为文化广场）作了一次有几千人参加的大报告，宣布历时三个月的接管工作已经结束，第二阶段的管理和建设工作即将开始。在上海整个接管过程中，夏衍同志说：“没有禁演一出戏，更没有禁出一本书。”
当时，上海的戏曲界是什么状况？十里洋场上海滩，上演戏曲剧种15个，演出剧团多个，从业人员多人。夏衍同志清楚地懂得，上海戏曲界是具有要求进步、坚持正义、积极革新的优良传统的。欧阳予倩领导的中华剧团和周信芳主持的移风剧社，在抗战期间编演《梁红玉》《明末遗恨》《徽钦二帝》等宣传爱国思想的剧目；袁雪芬把鲁迅小说《祝福》搬上越剧舞台改编为《祥林嫂》……但是，另一方面，这支队伍生活在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的上海，由于政治上无地位，生活上无保障，不可避免地在思想上受到不良影响，表现在当时演出的一些剧目混乱复杂。上海解放初期，舞台上出现过《杀子报》《刁刘氏》等凶杀色情戏。
年5月5日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《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》，提出了“改戏、改人、改制”的号召。周信芳、袁雪芬等响应中央号召，自觉不演坏戏，订立公约，带领戏曲界认清三项主要任务，首先从澄清舞台形象入手，对大多数演出剧目采用边演出边整理的办法，消除其不健康的内容和表演，同时吸收新剧目，改编传统剧目，改革戏曲音乐与舞台美术，逐步建立导演和演出制度，举办演唱竞赛和观摩活动。
上海解放以来，多数民间职业剧团都程度不同地进行了一些制度改革，摆脱了封建班主的控制，以“姐妹班”“共和班”等形式，从老板和私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。夏衍同志深切地认识到，依靠戏曲界主要人员的自觉性，鼓励他们要求进步、弃旧图新的积极性，从而改变上海戏曲界的整体面貌，达到改革出新的目的，这比单纯用行政手段要好得多。所以，在接管过程中，不禁演一出戏，依靠戏曲界同志的主动自觉不演坏戏，改变戏曲界的面貌。戏曲界体会深刻，改革成效显著。
夏衍同志清楚地记得，当时，在上海戏曲界订公约主动自觉不演坏戏的推动下，上海的京剧、沪剧、越剧、淮剧和评弹等剧团，积极排演从解放区流传过来的剧目，如《白毛女》《赤叶河》《王贵与李香香》《血泪仇》《逼上梁山》《三打祝家庄》等，同时整理改编优秀传统剧目，表现出戏曲界全体成员要求进步的极大热情，激发广大戏曲艺人提高思想觉悟和提高文化艺术水平的积极性。
敬老情深意切
年9月20日，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，正式成立上海市文化局，首任局长夏衍，副局长于伶、刘思慕。这段时期，夏衍同志的工作十分繁忙，就在这样千头万绪的终日操劳中，他想到了上海戏曲界有一批老艺人，他们为保护剧种、继承事业、培养青年、建设剧团付出了很多心力，尤其在整理传统剧目方面做出了不少成绩，应当加以表彰和尊重。他还想到，周信芳从七岁登台献艺，至今正好是他演剧生涯五十周年纪念，也应当对他庆贺一番。
夏衍同志和于伶同志安排时间，和当时担任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处长周信芳、副处长刘厚生一起商量，很有必要举行一次“庆祝周信芳先生演剧五十周年暨上海市戏曲界敬老大会”，同时编印“周信芳演剧生涯五十年专刊”。为了做好这件工作，先得对戏曲界老艺人的现状作一次调研，弄清楚实际情况，才能有针对性地完成这项任务。经过几个月的调研，戏曲改进处的全体成员摸清老艺人的情况，提出敬老活动的一些建议，包括奖励、会场安排、礼品等细节。
年2月4日上午九时，在南京西路近成都路的康乐酒家（现已拆除），举行了隆重的戏曲界敬老大会。这是一次空前规模、盛况感人的敬老活动，上海市戏曲界15个剧种的老艺人董天民、伍月华、应宝莲、俞金喜、赵更生等人应邀出席，他们大多年逾花甲，有的已是古稀高龄，这许多艺高德劭的老艺人，从没有想到竟有这样终身难忘的一天。
这一天，他们兴高采烈，满面春风，穿着整洁，佩戴红花，步入会场。这时候，各剧团的锣鼓队，以专业的演奏水平，用“走马锣鼓”“万年欢”等曲牌，奏打出浓浓的欢乐气氛。各剧团的中青年演员代表，真诚地向全体老艺人祝贺致敬。在欢乐的锣鼓声中，在全场来宾的热烈掌声中，全体老艺人分批走上主席台，接受领导同志的慰问和奖励。
在主席台上，周信芳和老艺人们握手互致欢庆，京剧老艺人伍月华深有所感地说：“我们这些在旧社会里被当作路边草的人，今天人民政府把我们看作珍宝，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培养青年，报答政府的恩德。”京剧老艺人应宝莲握着周信芳的手说：“您是我们戏曲界的带头人、好榜样，我们为有您这样的领头人感到光荣自豪。”在领奖过程中，不少老艺人热泪滚滚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
正在全场人员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时，梅兰芳先生则刚从北京来到上海。在车站他听家人说起今天上海举行戏曲界敬老大会，一听这个喜讯，顾不得回家，就直接赶到会场。当梅兰芳先生出现在会场的时候，全场起立，一片欢腾，掌声不绝。梅兰芳先生被请上主席台，他向全体老艺人热烈祝贺，作揖鞠躬，全场又响起热烈掌声。
周信芳与梅兰芳在会场接受鲜花
当梅兰芳与周信芳见面时，两人紧紧地拥抱，连声说：“今天，实在太高兴了……”梅、周二位先生同庚又同科的表演艺术家拥抱在一起，唤起了不少美好的往事：梅先生最早在上海首演《抗金兵》反对日寇侵华，后来他蓄须明志隐退舞台。周先生排演《明末遗恨》等剧激励人们敌忾同仇。他们同是坚持京剧改革创新的先行者，坚持演好戏，坚持对传统剧目进行整旧图新，他们是好学不倦的求知者，又是同台合演、同科学艺、亲密无间的合作者。
夏衍同志提议举行敬老活动，给许多老艺人、中青年演员留下难忘的记忆，给青年演员以深刻的教育和鼓励，也让到场的新闻工作者深受鼓舞。敬老活动，就是敬重我国的民族文化，做好敬老工作，就是让民族戏曲更好地为人民服务。敬重老艺人，应当成为戏曲界的好传统、好风气，让戏曲艺人认识自身的生命价值，坚持为继承优秀传统，发展戏曲艺术事业作出更多贡献。
工作忙，不能放弃学习
在文化局召开的干部大会上，夏衍同志多次教导我们，上海是藏龙卧虎之地，文物荟萃之邦，文化事业占全国“半壁江山”，在上海搞文化工作任重道远，责任重大，他勉励我们要勇挑重担，兢兢业业，勤奋学习，努力工作，千万不要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。
夏衍同志通过调查研究，感觉到宣传文化系统干部存在的突出问题：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不高，知识面太窄，历史知识和科学常识比较缺乏，这种状况与当时面临的艰巨任务是不相称的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，他几次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：要提倡博览群书，拓宽知识面。他还告诉我们：一个文化艺术工作者，如果知识面很狭窄，将会寸步难行。他是从关切干部出发，希望干部文化素质不断提高。于是，有一天他通知宣传部和文化局系统的处、科级干部，只通知大家有重要事情，不要请假，参加常识测验。
常识测验的试题是夏衍同志亲自拟定的，50道问答题，每道题2分。比如：“延安文艺座谈会”是哪年哪月召开？农历一年中共有哪24个节气？中国古典文学名著《红楼梦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是谁？还涉及生活常识方面比如：市场上蔬菜、禽蛋等的价格多少等。
夏衍手稿
测验的结果成绩没有公布，据事后了解，得80分以上的只有2人（其中一人是刘厚生同志），60分以下的竟占百分之七十。连“五四”运动发生在哪一年这样的问题，答对的也寥寥无几，在常识问题上闹笑话的就不必讲了。好在夏衍同志事先考虑到被测验者的“面子”问题，规定了答卷一律不署名，测验结果只供领导参考，不公开发表，只在事后发给大家一张正确答案，让大家自己心中有数。
夏衍同志搞这次常识测验是有些想法的。上海解放后不久，他第一次察觉到我们干部（主要是指宣传、文化系统的干部）知识水平太低、常识不足的问题，他和宣传部、文化局的处级以下干部谈话时，有许多事情讲不通。一般说来，政治性的名词、术语他们知道，但一接触业务上的问题，连最普通的名词、人名、书名、地名，就“从来没有听说过”。为此，夏衍同志在干部座谈会上，号召大家学习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，因为入城以后，环境变了，过去熟悉的那一套用不上了，他劝大家多读书，多学一些过去不知道的事情。
谈到学习，夏衍同志提醒我们，工作忙，不能放弃学习，要掌握两条：一是“钻”，开动脑筋，努力钻研；二是“挤”，在日常繁忙工作中，善于挤时间。
百忙中写“灯下闲话”
夏衍同志曾经这样说过：“全国解放后，我不当记者了，可是一个当惯了编辑或记者的人，一旦放下了笔，就会像演员不登台一样地感到手痒。”上海刚解放，市民思想混乱，黑市盛行，潜伏的特务又不断散布谣言。当时，《新民晚报》继续刊行，总编辑赵超构同志问夏衍同志：“可不可以给我们写一点？”夏衍同志请示了陈毅同志，欣然同意，陈毅同志想得更为全面，他鼓励夏衍同志写，可以写得自由一点，还说：“可以用笔名，也不要固定用一个名字，我替你保密。”
年3月30日,冰心参加夏衍文学创作纪念活动
于是，赵超构同志给夏衍同志辟了一个专栏叫《灯下闲话》，每篇四五百字，每隔一两天写一篇，写的文章主要从民间报纸的立场，想要匡正一些当时的时弊。当时，夏衍同志49岁，精力饱满，尽管工作繁忙，百忙之中不断地写，甚至利用去北京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，火车上也写，几乎每篇都换一个笔名，一直写到年四五月间，大概写了多篇。为什么不写下去呢？主要是，一实在太忙，二“密”保不住，不久渐渐传开了，就主动收摊。
写到这里，我真想找出夏衍同志当年所写的一篇《灯下闲话》，供同志们学习欣赏。但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。
夏衍众多作品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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